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,一國兩制是不錯的選擇



《台灣,請聽我說》(吳錦勛撰述,華夏出版社,2015年1月)

1966年,大陸發起「文化大革命」,台灣現代文學旗手陳若曦,在理想主義驅使下,跟隨丈夫段世堯到了神州大陸,但七年後,失望而歸。她親歷這個革命狂潮下「回歸祖國」的經驗,依「文革」見聞寫出了日後名震中外的《尹縣長》。

她在日據時代的永和(現新北市永和區)出生、長大,成年後又經歷了國民黨及共產黨兩種政權,看盡政治運動的虛幻。她先對國民黨失望,后對「文化大革命」喪失信心,又厭惡民進黨政治操弄,深切體會到政治運動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,最後無非是一場又一場是非不分的催眠術。

她分析台灣民心有三種特性:缺乏安全感;害怕失去當家做主的優勢;更怕失掉現有的生活方式。面對日漸強大的大陸,這場民主對弈的賽局,能不能開出好的結果,靠的是尊重包容的文化「軟實力」。

1995年,她選擇回台定居,參與婦女、佛教、環保運動,並為「銀髮族」爭取福利,這些成為她超越政治之外的追尋。



陳若曦近年在大陸。(:中新社)

陳若曦

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

一國兩制是不錯選擇

我爸爸是個木匠,陳家幾代人原本都沒念過書。我家住在現在永和新店溪的下溪洲一帶,臨近川端橋(國民黨遷台後改建,並改名為中正橋)。小時候遠眺川端橋,總覺得那橋懸於天邊,和牛郎織女在滿天星鬥中牽出的鵲橋一樣,遙不可及,對岸的台北市宛如神仙國度。

日本投降前一年,我父親為永康街尾一家日本人修整房子,他們對我爸印象不錯,倉皇撤退時,把房子和帶不走的東西全給了我爸。台灣光復后,我們搬到永康街,那時新生南路附近到處是流水、鮮花、青草和樹木,台北果然是我幼時憧憬的美麗國度。後來爸爸不知打從哪兒撿來一台破收音機,修理后,每天早上叫我們兄妹起床,跟著收音機學「國語」。

木匠的女兒,苦悶的青年

我十歲時發生二二八事件,人人自危,父親要我們不要管政治。那時如果有小孩不聽話,就說:「給你送馬場町,一顆子彈斃了命!」1950年代國民黨動不動就以「知匪不報」入人於罪,而且往往先抓人,后找證據,造成白色恐怖。例如我們北一女的舞蹈老師蔡瑞月,她是台南人,教我們傳統和現代舞,就因為先生雷石瑜被疑為共產黨,她被抓到綠島坐牢;另一位話劇老師崔小萍,原來是才華橫溢的廣播台柱,曾教我們各種哭的方法,也因「匪諜案」坐牢。



就讀台大外文系二年級的陳若曦。(陳若曦提供)

1957年,我考入台大外文系。同班同學歐阿港大三那年夏天去成功嶺受訓,秋天就沒有回校註冊,直接被送到軍法處管訓。也盛傳大學里有「職業學生」會打報告,究竟是誰不知道,但人人有顧慮,那時候的大學生普遍都很苦悶,不敢隨便講話。這是時代氛圍使然,中學和大學都凸顯忠孝節義的傳統和愛國教育,日夜被曉以「反攻大陸,解救同胞」重責大任,變相地「突出政治」。然而政治又專制高壓,不允許不同意見,於是苦悶成了那個時代大學生的象徵。

在苦悶之下,我們在心靈上都想找尋出路。1960年3月,我和白先勇、王文興、歐陽子等同學創辦《現代文學》。之所以強調純文學,實在是反映了我們身處那個時代的抑鬱和苦悶,我們毋寧是借著文學來宣示我們對現實的不滿,也是對傳統文化失望的折射。

我原本家貧,不打算出國留學,可是現實政治令人沮喪,這才轉了念頭。政治迫害不分省籍。那時原本要組在野黨的雷震,以「知匪不報」被判了十年牢,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也受到二十四小時監控。經歷了這些事,我對國民黨沒有好感。

那時盛行一句話:「來來來,來台大;去去去,去美國。」為了體驗所謂的自由世界,我也在朋友幫忙下,申請全額獎學金到美國念書;我想念美國文學,希望學成歸來在台大開課。我以為兩三年就會回來,誰想得到事後的變化。

投奔祖國,追求理想

到美國留學時,認識我前夫段世堯,他十四歲離開福州時,看過國民黨隨便亂抓兵。由於父親被授命看管張學良,他從小便隨著張學良的軟禁地點不斷搬家。世堯是台大土木系畢業的,他對國民黨深惡痛絕,也不喜歡美國反共、反華的帝國主義作風,心裡早準備著一拿到博士,就投奔祖國。

1966年,大陸開展「文化大革命」。那年10月16日,我們用腳投票,搭機到上海,投奔社會主義的新中國。

我雖然沒有在大陸生活過,但一心熱愛社會主義祖國,寄望於中國的強大。人們追求理想的力量好強啊,有人還為此付上生命。什麼叫「理想」?「理想」不是現實生活,都還沒有看到,但以為會做到,因此才叫「理想」。



當時,毛澤東強調「階級鬥爭」,一棍子打死非工農出身者。我在美國讀過書,自覺有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」之嫌,但我們努力自我改造,再多的苦都願意吃,只求被接受,這又是一種苦悶啊!

當時年輕,我們吃飯志願把飯票從最好的「甲等」,降為最差的「丙等」;有了大兒子之後,我們給兒子吃蘋果肉,自己吃蘋果皮;等到哥哥有弟弟時,換哥哥吃皮,想到他站在弟弟旁邊跳邊說「我吃皮、我吃皮」的場景,就很心酸。

我們這麼熱愛祖國,卻常常要恐懼自己一言一行,深怕不夠愛毛主席,就會成為批鬥的對象。有一天,我兒子和同伴玩罵人的遊戲,什麼都罵光了,不小心出口罵了「毛主席壞蛋」,鄰居好心警告我,讓我痛苦得眼淚直留。

政治運動令人沮喪不已,也有人受不了清算鬥爭,硬是把自己悶在窄小的糞坑自殺,死了還被批鬥是「畏罪自殺」。又一次,我對一班海軍教英文,教到「國家(nation)」這個字,我不小心脫口講出國慶日(nationalday)是十月十日。聽到自己吐出第二個「十」字,突然全身血液冰涼,而六十個學生全瞪大眼看我。之後,我逃也似的騎車回宿舍,還好沒有人出賣我。

那時心裡澎湃洶湧的就是理想,希望中國強大。我留學美國時,就從不曾打算留下來;我專攻美國小說,夢想是返台開這門課,誰知中途改變途徑,以為回台灣的最短距離是經由北京,也就是「解放」台灣。七年後我們帶著失望之情,離開了大陸。先到香港,後來移民美國、加拿大,依「文革」見聞寫成《尹縣長》,感謝能引起世人對中國的關注。

走過「白色恐怖」,又經歷過「文革」,我對政治可說既恐懼又厭惡,因而想住到像加拿大、美國這樣的國家,依法繳稅就能自由安排生活,窮富憑個人打拚,無怨無悔,只要能享受「免於恐懼的自由」,活著才有樂趣可言。

在加拿大期間,通過閱讀報紙、政論雜誌及親友來訪,我開始接觸到台灣的信息,諸如「經濟起飛」及「黨外」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。

回台上書蔣經國

1979年,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,很多人遭到逮捕,人心惶惶,聶華苓(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)要我回檯面見蔣經國,為被捕的人求情。她說:「之前我們希望胡適回去,為雷震求情,他沒有,我們一輩子不原諒他。」我想,天啊,大文豪胡適尚且不被原諒,區區如我豈不被台灣人罵死?

當時因為《尹縣長》得到首屆吳三連文藝獎,《自立晚報》社長吳豐山承諾我,可以隨時回來看看。我想我自己是台灣人,怎能不為家鄉做一點事?就算求情沒有用,也要努力一下。1980年1月,我帶著美國文化界二十七人的共同聯署信,回台求見蔣經國。飛機快降落時,我一度感到恐懼,怕因此被抓起來。

在蔣彥士(國民黨高官)居間安排下,我見到蔣經國。蔣經國看了聯署信,指示依法辦理,我一急就說:「我搭的士,司機都不敢講話,人心惶惶,台灣人很害怕這是第二次二二八事件。」他聽到「二二八」三個字愣了一下,臉色很難看。

這句話觸動了他。這件事是他心中的陰影,蔣經國應為他父親「平反」,可惜他沒有做。他最具資格處理,也許是因為為長者諱,他想當孝子,自己不能講爸爸的缺點。但如果他做了,今天台灣會很不一樣。

他之所以容忍我講那些話,大概是年老要表現開明,想及自己的歷史位置,要留千秋功業之意;而且我從美國過來,逮捕我會造成國際事件,全世界都知道。他有求真的精神,後來還親自去高雄,親自搭的士,探索民情。我以前覺得他是特務頭子,這件事改變了我對他的一些評價。

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的原始亂源

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犯的第一個錯誤,其後蔣介石的白色恐怖及高壓政治,時間更長達二十年,台灣人民受害深且久,這種恐懼感很難磨滅;尤其是受害者以本省族群為多,很容易聯想到「外省人壓迫台灣人」;加上國民黨當年來台沒多啟用台灣人,也予人「排斥、歧視台灣人」的感受。

最可悲的是,執政的國民黨沒有及時反省和補救:兩蔣統治台灣三十八年,對二二八事件諱莫如深,而陳儀未以「處置二二八事件失當」定罪,竟以「親匪」被槍斃,明顯失策。對白色恐怖沒有檢討或反省,直到李登輝執政才有所補救,但對事件一直沒有交代。後來被「台獨」利用和操作,成為分化族群的工具,二二八事件乃躍為「台獨」的圖騰和神主牌,成為台灣的「原始亂源」,造成全民受害。

我個人就知道,不少鄉親並沒有直接經歷且已忘了二二八事件的恐怖,但在「台獨」強烈宣傳和洗腦後,人人被喚起記憶,並被灌輸、強化成「集體受害」者,好像只有本省人受害,但是這也與事實不符,而當時也有外省人遭殃。

過去國民黨安於執政,沒有危機感,長期老大心態,拒絕改革。到了台灣也還是改不掉這種心態,面對反對勢力只會「堵和壓」,不思改弦易轍。

搞宣傳,國民黨永遠不是民進黨的對手。民進黨機靈活潑,善於宣傳。它執政后,刻意打造一個「台灣人」族群,搞「去中國化」,以為可以從文化改變來達到政治目的。

民進黨的一些激進派言行,都讓我想起「文革」初起時的「紅衛兵」,只是把「階級鬥爭」改為「族群鬥爭」,「愛毛主席」改為「愛台灣」,動輒對人貼政治標籤,在台灣內部製造「敵人」,喊打、喊殺,相當恐怖!

政治運動催眠似的,現在很多護衛阿扁的人,都是故意把眼睛蒙起來,不看對他的貪污指控。這好像希特拉似的洗腦,有關台灣「建國」的都不能批評,不能侵犯;他們如此護衛著陳水扁,應該是怕他倒了,神話會垮掉。

阿扁已經把民進黨拖累了,民進黨要走出來,才可以做一個健全的在野黨,督促執政黨。1995年,我返台定居。之前我因「高雄事件」返台,親眼目睹了台灣的實質改變,對家鄉產生了信心,愛台灣是天職,有參與的機會,豈可白白錯過?

了解台灣民心,共創雙贏

我覺得現在台灣民心有三種特性:台灣人缺乏安全感,害怕失去當家做主的優勢,更怕失掉現有的生活方式。

台灣漢人從四百年前跨海移民過來就形成地域族群,對內團結互助取暖,對外不惜流血械鬥。經過幾百年來的政權更換,兩度由外國殖民,不僅烙印下強烈的族群意識,又發生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,普遍缺乏安全感。

自1949年以來,台灣頭三十年是怕中共打過來,後面這二十年好不容易本省人當權了,如今則害怕失去當家做主的優勢。我們已經很習慣自由民主法治的生活,雖然我們還沒有真正的民主文化,司法還不夠獨立,尤其對於自由,還有「只要我喜歡,有什麼不可以」的誤解,但這是台灣人民第一次享受了最大範圍的自由民主,已經很不錯了。可以理解,台灣很怕失掉現有的生活方式。

要了解台灣,得從了解這樣的「民心」開始。

我是台灣人,我認同台灣,放大來看,我也認同我是中國人。依我對中國大陸人民和政府的理解,他們不可能接受台灣「獨」出去。其實中國若有任何內亂不能收拾,它只要宣布「台灣要獨立」,立刻槍口一致對外,民心全部轉向。除非中國出現分崩離析的內亂,台灣在外國干預和控制下,才有可能獨立,但這種獨立受制於人、無民族尊嚴,代價不輕,並不值得。

我以為「一國兩制」應是不錯的選擇:我們放棄自擁「國號」的面子,獲得高度自治的裡子,如此雙贏較為實惠。

我希望兩岸先求和解,彼此包容互利,共創雙贏契機。失去大陸市場,台灣經濟必受重創;小到漁船受海盜或外國欺凌,也賴大陸支援,台灣有大陸依靠是好事。反過來,若有台灣合作,中國自由面向海洋,很快躍為超級強國。兩岸合作對雙方都是利多。

我已經七十多歲了,晚年我相信佛教,堅持慈悲、博愛、眾生平等和環保工作。人生到盡頭,會堅持他原來所堅持的,而原本所相信的,只會更相信,這是普遍的人性。我死後要埋在台灣櫟樹之下,寫著:「這裡躺著一位說真話的人。」

陳若曦。(陳若曦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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