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現代文學旗手陳若曦: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，一國兩制是不錯的選擇

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，一國兩制是不錯的選擇

《台灣，請聽我說》（吳錦勛撰述，華夏出版社，2015年1月）

1966年，大陸發起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台灣現代文學旗手陳若曦，在理想主義驅使下，跟隨丈夫段世堯到了神州大陸，但七年後，失望而歸。她親歷這個革命狂潮下「回歸祖國」的經驗，依「文革」見聞寫出了日後名震中外的《尹縣長》。

她在日據時代的永和（現新北市永和區）出生、長大，成年後又經歷了國民黨及共產黨兩種政權，看盡政治運動的虛幻。她先對國民黨失望，后對「文化大革命」喪失信心，又厭惡民進黨政治操弄，深切體會到政治運動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，最後無非是一場又一場是非不分的催眠術。

她分析台灣民心有三種特性：缺乏安全感；害怕失去當家做主的優勢；更怕失掉現有的生活方式。面對日漸強大的大陸，這場民主對弈的賽局，能不能開出好的結果，靠的是尊重包容的文化「軟實力」。

1995年，她選擇回台定居，參與婦女、佛教、環保運動，並為「銀髮族」爭取福利，這些成為她超越政治之外的追尋。



陳若曦近年在大陸。（：中新社）

陳若曦

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

一國兩制是不錯選擇

我爸爸是個木匠，陳家幾代人原本都沒念過書。我家住在現在永和新店溪的下溪洲一帶，臨近川端橋（國民黨遷台後改建，並改名為中正橋）。小時候遠眺川端橋，總覺得那橋懸於天邊，和牛郎織女在滿天星鬥中牽出的鵲橋一樣，遙不可及，對岸的台北市宛如神仙國度。

日本投降前一年，我父親為永康街尾一家日本人修整房子，他們對我爸印象不錯，倉皇撤退時，把房子和帶不走的東西全給了我爸。台灣光復后，我們搬到永康街，那時新生南路附近到處是流水、鮮花、青草和樹木，台北果然是我幼時憧憬的美麗國度。後來爸爸不知打從哪兒撿來一台破收音機，修理后，每天早上叫我們兄妹起床，跟著收音機學「國語」。

木匠的女兒，苦悶的青年

我十歲時發生二二八事件，人人自危，父親要我們不要管政治。那時如果有小孩不聽話，就說：「給你送馬場町，一顆子彈斃了命！」1950年代國民黨動不動就以「知匪不報」入人於罪，而且往往先抓人，后找證據，造成白色恐怖。例如我們北一女的舞蹈老師蔡瑞月，她是台南人，教我們傳統和現代舞，就因為先生雷石瑜被疑為共產黨，她被抓到綠島坐牢；另一位話劇老師崔小萍，原來是才華橫溢的廣播台柱，曾教我們各種哭的方法，也因「匪諜案」坐牢。



就讀台大外文系二年級的陳若曦。（陳若曦提供）

1957年，我考入台大外文系。同班同學歐阿港大三那年夏天去成功嶺受訓，秋天就沒有回校註冊，直接被送到軍法處管訓。也盛傳大學里有「職業學生」會打報告，究竟是誰不知道，但人人有顧慮，那時候的大學生普遍都很苦悶，不敢隨便講話。這是時代氛圍使然，中學和大學都凸顯忠孝節義的傳統和愛國教育，日夜被曉以「反攻大陸，解救同胞」重責大任，變相地「突出政治」。然而政治又專制高壓，不允許不同意見，於是苦悶成了那個時代大學生的象徵。

在苦悶之下，我們在心靈上都想找尋出路。1960年3月，我和白先勇、王文興、歐陽子等同學創辦《現代文學》。之所以強調純文學，實在是反映了我們身處那個時代的抑鬱和苦悶，我們毋寧是借著文學來宣示我們對現實的不滿，也是對傳統文化失望的折射。

我原本家貧，不打算出國留學，可是現實政治令人沮喪，這才轉了念頭。政治迫害不分省籍。那時原本要組在野黨的雷震，以「知匪不報」被判了十年牢，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也受到二十四小時監控。經歷了這些事，我對國民黨沒有好感。

那時盛行一句話：「來來來，來台大；去去去，去美國。」為了體驗所謂的自由世界，我也在朋友幫忙下，申請全額獎學金到美國念書；我想念美國文學，希望學成歸來在台大開課。我以為兩三年就會回來，誰想得到事後的變化。

投奔祖國，追求理想

到美國留學時，認識我前夫段世堯，他十四歲離開福州時，看過國民黨隨便亂抓兵。由於父親被授命看管張學良，他從小便隨著張學良的軟禁地點不斷搬家。世堯是台大土木系畢業的，他對國民黨深惡痛絕，也不喜歡美國反共、反華的帝國主義作風，心裡早準備著一拿到博士，就投奔祖國。

1966年，大陸開展「文化大革命」。那年10月16日，我們用腳投票，搭機到上海，投奔社會主義的新中國。

我雖然沒有在大陸生活過，但一心熱愛社會主義祖國，寄望於中國的強大。人們追求理想的力量好強啊，有人還為此付上生命。什麼叫「理想」？「理想」不是現實生活，都還沒有看到，但以為會做到，因此才叫「理想」。



當時，毛澤東強調「階級鬥爭」，一棍子打死非工農出身者。我在美國讀過書，自覺有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」之嫌，但我們努力自我改造，再多的苦都願意吃，只求被接受，這又是一種苦悶啊！

當時年輕，我們吃飯志願把飯票從最好的「甲等」，降為最差的「丙等」；有了大兒子之後，我們給兒子吃蘋果肉，自己吃蘋果皮；等到哥哥有弟弟時，換哥哥吃皮，想到他站在弟弟旁邊跳邊說「我吃皮、我吃皮」的場景，就很心酸。

我們這麼熱愛祖國，卻常常要恐懼自己一言一行，深怕不夠愛毛主席，就會成為批鬥的對象。有一天，我兒子和同伴玩罵人的遊戲，什麼都罵光了，不小心出口罵了「毛主席壞蛋」，鄰居好心警告我，讓我痛苦得眼淚直留。

政治運動令人沮喪不已，也有人受不了清算鬥爭，硬是把自己悶在窄小的糞坑自殺，死了還被批鬥是「畏罪自殺」。又一次，我對一班海軍教英文，教到「國家（nation）」這個字，我不小心脫口講出國慶日（nationalday）是十月十日。聽到自己吐出第二個「十」字，突然全身血液冰涼，而六十個學生全瞪大眼看我。之後，我逃也似的騎車回宿舍，還好沒有人出賣我。

那時心裡澎湃洶湧的就是理想，希望中國強大。我留學美國時，就從不曾打算留下來；我專攻美國小說，夢想是返台開這門課，誰知中途改變途徑，以為回台灣的最短距離是經由北京，也就是「解放」台灣。七年後我們帶著失望之情，離開了大陸。先到香港，後來移民美國、加拿大，依「文革」見聞寫成《尹縣長》，感謝能引起世人對中國的關注。

走過「白色恐怖」，又經歷過「文革」，我對政治可說既恐懼又厭惡，因而想住到像加拿大、美國這樣的國家，依法繳稅就能自由安排生活，窮富憑個人打拚，無怨無悔，只要能享受「免於恐懼的自由」，活著才有樂趣可言。

在加拿大期間，通過閱讀報紙、政論雜誌及親友來訪，我開始接觸到台灣的信息，諸如「經濟起飛」及「黨外」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。

回台上書蔣經國

1979年，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，很多人遭到逮捕，人心惶惶，聶華苓（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）要我回檯面見蔣經國，為被捕的人求情。她說：「之前我們希望胡適回去，為雷震求情，他沒有，我們一輩子不原諒他。」我想，天啊，大文豪胡適尚且不被原諒，區區如我豈不被台灣人罵死？

當時因為《尹縣長》得到首屆吳三連文藝獎，《自立晚報》社長吳豐山承諾我，可以隨時回來看看。我想我自己是台灣人，怎能不為家鄉做一點事？就算求情沒有用，也要努力一下。1980年1月，我帶著美國文化界二十七人的共同聯署信，回台求見蔣經國。飛機快降落時，我一度感到恐懼，怕因此被抓起來。

在蔣彥士（國民黨高官）居間安排下，我見到蔣經國。蔣經國看了聯署信，指示依法辦理，我一急就說：「我搭的士，司機都不敢講話，人心惶惶，台灣人很害怕這是第二次二二八事件。」他聽到「二二八」三個字愣了一下，臉色很難看。

這句話觸動了他。這件事是他心中的陰影，蔣經國應為他父親「平反」，可惜他沒有做。他最具資格處理，也許是因為為長者諱，他想當孝子，自己不能講爸爸的缺點。但如果他做了，今天台灣會很不一樣。

他之所以容忍我講那些話，大概是年老要表現開明，想及自己的歷史位置，要留千秋功業之意；而且我從美國過來，逮捕我會造成國際事件，全世界都知道。他有求真的精神，後來還親自去高雄，親自搭的士，探索民情。我以前覺得他是特務頭子，這件事改變了我對他的一些評價。

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的原始亂源

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犯的第一個錯誤，其後蔣介石的白色恐怖及高壓政治，時間更長達二十年，台灣人民受害深且久，這種恐懼感很難磨滅；尤其是受害者以本省族群為多，很容易聯想到「外省人壓迫台灣人」；加上國民黨當年來台沒多啟用台灣人，也予人「排斥、歧視台灣人」的感受。

最可悲的是，執政的國民黨沒有及時反省和補救：兩蔣統治台灣三十八年，對二二八事件諱莫如深，而陳儀未以「處置二二八事件失當」定罪，竟以「親匪」被槍斃，明顯失策。對白色恐怖沒有檢討或反省，直到李登輝執政才有所補救，但對事件一直沒有交代。後來被「台獨」利用和操作，成為分化族群的工具，二二八事件乃躍為「台獨」的圖騰和神主牌，成為台灣的「原始亂源」，造成全民受害。

我個人就知道，不少鄉親並沒有直接經歷且已忘了二二八事件的恐怖，但在「台獨」強烈宣傳和洗腦後，人人被喚起記憶，並被灌輸、強化成「集體受害」者，好像只有本省人受害，但是這也與事實不符，而當時也有外省人遭殃。

過去國民黨安於執政，沒有危機感，長期老大心態，拒絕改革。到了台灣也還是改不掉這種心態，面對反對勢力只會「堵和壓」，不思改弦易轍。

搞宣傳，國民黨永遠不是民進黨的對手。民進黨機靈活潑，善於宣傳。它執政后，刻意打造一個「台灣人」族群，搞「去中國化」，以為可以從文化改變來達到政治目的。

民進黨的一些激進派言行，都讓我想起「文革」初起時的「紅衛兵」，只是把「階級鬥爭」改為「族群鬥爭」，「愛毛主席」改為「愛台灣」，動輒對人貼政治標籤，在台灣內部製造「敵人」，喊打、喊殺，相當恐怖！

政治運動催眠似的，現在很多護衛阿扁的人，都是故意把眼睛蒙起來，不看對他的貪污指控。這好像希特拉似的洗腦，有關台灣「建國」的都不能批評，不能侵犯；他們如此護衛著陳水扁，應該是怕他倒了，神話會垮掉。

阿扁已經把民進黨拖累了，民進黨要走出來，才可以做一個健全的在野黨，督促執政黨。1995年，我返台定居。之前我因「高雄事件」返台，親眼目睹了台灣的實質改變，對家鄉產生了信心，愛台灣是天職，有參與的機會，豈可白白錯過？

了解台灣民心，共創雙贏

我覺得現在台灣民心有三種特性：台灣人缺乏安全感，害怕失去當家做主的優勢，更怕失掉現有的生活方式。

台灣漢人從四百年前跨海移民過來就形成地域族群，對內團結互助取暖，對外不惜流血械鬥。經過幾百年來的政權更換，兩度由外國殖民，不僅烙印下強烈的族群意識，又發生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，普遍缺乏安全感。

自1949年以來，台灣頭三十年是怕中共打過來，後面這二十年好不容易本省人當權了，如今則害怕失去當家做主的優勢。我們已經很習慣自由民主法治的生活，雖然我們還沒有真正的民主文化，司法還不夠獨立，尤其對於自由，還有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」的誤解，但這是台灣人民第一次享受了最大範圍的自由民主，已經很不錯了。可以理解，台灣很怕失掉現有的生活方式。

要了解台灣，得從了解這樣的「民心」開始。

我是台灣人，我認同台灣，放大來看，我也認同我是中國人。依我對中國大陸人民和政府的理解，他們不可能接受台灣「獨」出去。其實中國若有任何內亂不能收拾，它只要宣布「台灣要獨立」，立刻槍口一致對外，民心全部轉向。除非中國出現分崩離析的內亂，台灣在外國干預和控制下，才有可能獨立，但這種獨立受制於人、無民族尊嚴，代價不輕，並不值得。

我以為「一國兩制」應是不錯的選擇：我們放棄自擁「國號」的面子，獲得高度自治的裡子，如此雙贏較為實惠。

我希望兩岸先求和解，彼此包容互利，共創雙贏契機。失去大陸市場，台灣經濟必受重創；小到漁船受海盜或外國欺凌，也賴大陸支援，台灣有大陸依靠是好事。反過來，若有台灣合作，中國自由面向海洋，很快躍為超級強國。兩岸合作對雙方都是利多。

我已經七十多歲了，晚年我相信佛教，堅持慈悲、博愛、眾生平等和環保工作。人生到盡頭，會堅持他原來所堅持的，而原本所相信的，只會更相信，這是普遍的人性。我死後要埋在台灣櫟樹之下，寫著：「這裡躺著一位說真話的人。」

陳若曦。（陳若曦提供）